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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允许简化,那么我们可以说,唯物史观与文明史观之间的矛盾就属于这种高阶矛盾。
由此之后,则所谓濂、洛、关、闽的说法也就成为关于宋明道学之主要流派的一种固定表达了。[9]、张载对弟子的这种督责心理,也可从其如下说法中找到根据,他自述说:某唱此绝学亦辄欲成一次第,但患学者寡少,故贪于学者……由此观之,则吕(大临)、范(育)过人远矣。
而在经过《伊洛渊源录》的这种讹传之后,不仅被黎靖德编入《朱子语类》,而且还被脱脱写进了《宋史》,于是到明代,也就形成了黄仲昭的如下说法:至宋濂溪周子始,超然独诣,而发其精微于《图》、《书》,当其时则有河南二程夫子,实得其学而益扩以广。这一从尽弃其学到尽弃异学的改变,自然是在程颐的批评下实现的,但其前后稿所共同提到的弃却始终不明其所以。于是,这就形成了其勇撤皋比的像赞与尽弃其学的讹传。[6]、杨时:《跋横渠先生书及康节先生人贵有精神诗》,《杨时集》卷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692页。这就完全可以说明,在当年的京师论《易》中,张载确实表扬了程颢(程颢的感慨也可以反证这一点)。
但这里既没有坐虎皮的记载,也同样没有张载尽弃其学的表态包括所谓乃归陕西的记载。杨时曾在《跋横渠先生书及康节先生人贵有精神诗》一文中写道: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此外,正如《太极图说》一样,《通书》也只有一处提到本与太极的关系,即:二气五行,化生万物。
当然,不可否认,在近代的科学宇宙论之前,哲学宇宙论的探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是人类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对宇宙万物的总体知识的一种根本统摄。周敦颐是要在《太极图》中把中国宇宙论的三大模式融合。人道的最高原则,则是周敦颐《太极图说》讲的人极。因此,我同意《讲记》将周敦颐哲学归属于宇宙论这个判断。
这倒类似于朱熹对太极与无极的理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而朱子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气论、‘气本论一转而为理论、‘理本论。
无极亦然,它应当被改造为一个前存在者的存在观念。由此可见,《易传》的太极并非朱熹理学的本体论范式,而是一种宇宙论范式。 【提要】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太极范畴是一个宇宙论概念,而朱熹《太极图解》的太极范畴是一个本体论概念。真正的本体论与哲学宇宙论的根本区别是:其一,本体(noumenon)所指的并非任何意义的有形实体(substance)(宋明理学的本体概念亦然)。
而《通书》则大谈诚,但是,尽管有一处提到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却同样看不出诚与太极的关系。这显然就是一个本体论观念。当然,所谓解构(deconstruction)并不是简单化的抛弃,而是由还原而重构。他送过一本书给我,是与李申合编的《周易图说总汇》。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
[ 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说:申子的术也是有漏洞的。
(《韩非子·定法》)]他说:商鞅治理秦国,使用极严苛的法令,轻罪而重判,在社会上造成恐怖,形成威胁。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所以说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问题出在哪里呢?是为贤不肖的差别实在太大,犹如霄壤。
回观历史,桀、纣南面而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然而天下不免大乱,民人终究不信,社稷终于崩塌,究其原因,桀、纣之材薄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时势为天命,星斗运转,无以遏制。这里说了一个道理,国家的乱与治是被势决定的,这个势可以分成时势、世势、权势。
然而他用法而不用术,结果是奸臣弄权,国家财富落入私囊。故新相反,前后相悖,他们就是利用新旧法令的矛盾,投机取巧,从中牟利。
具体如设连坐法,鼓励告密。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韩非子指出:凡有犯法者,必施以重刑,势如雷霆,神圣不得相救。
]4、商君未尽于法以上韩非说的是申不害用术不用法之弊。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
这就需要有人懂法,适时转换,以应时变。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
这如同奖励斩首多者去做营造房子的工匠与给人看病的医生,其结果岂不是则屋不成而病不已? 进入 盛邦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韩非子 。此所谓: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
譬如申子说治不逾官,分内守职,这没有错,然而后一句说虽知弗言就有问题,看到误国害君的坏事,借口不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也知而不报,这样做孰对孰错。蚓蚁之材薄也,谈什么腾云驾雾。因明法,忠良受劝勉而报国,奸邪遭处罚而止恶。后因李斯谗毁,韩非终遇害于秦。
3、申子未尽于术《韩非子》有《定法》,体现韩非子独到的申不害、商鞅思想比较论。韩非著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纂成《韩非子》一书。
反之,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 《韩非子·定法》。假如一国之人,皆为君王之耳目,君王在上必可耳聪目明。
]从这个意义上说,欲迅捷而致远方,而不知任用王良那样的驾驭高手。韩非将权势比喻为良马固车,如臧获愚者御之,笨拙异常,结果徙遭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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